张慧玉 戴 颖 张丹琦 陈寒松

一、引言

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策的不断落地和深化，“双创”成为持续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股“人人创新”、“草根创业”的浪潮中，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下文简称“三农”)创新创业也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张玉利、冯潇，2019)，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大力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三农”创新创业，丰富了人们对创新创业主体、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的理解(蔡栋梁等，2018；于海云等，2018；袁晓辉、王卫卫，2011)，但却鲜有学者关注相关政策及其历史演进，而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三农”创新创业、积极贯彻相关政策至关重要。作为中共中央关注农村问题的“代名词”，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聚焦农村发展和农业改革的大前提下也对“三农”创新创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同时，作为政策性文本，中央一号文件的话语体系对我国“三农”创新创业具有指导性、权威性的特点，是我们探析相关政策的重要窗口。那么：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三农”创新创业政策如何演进？哪些社会情境因素推动了政策演进？对此，本研究尝试基于中央一号文件剖析“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演进及其驱动因素。

话语分析是政策分析的重要手段(李亚等，2015)。对政策话语的研究，尤其是历时性政策话语分析，有利于挖掘较长时期内语言背后的价值观念及其变化，对于全面解读中央政策、提升决策能力十分重要(朱亚鹏，2015)。然而，尚未有对“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进行历时性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此外，已有政策话语分析多以主观质性分析为主，缺乏量化实证数据支撑。基于此，本研究结合话语历史分析法和语料库研究方法，充分阐释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创新创业的话语建构及其演进，以此透视政策的演进规律，为政策话语分析提供了新思路。话语历史分析法充分关注政治事件的历史渊源，能够适用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Krzyzanowski，2015)，而作为语言学领域重要的量化方法之一，语料库方法通过存储和分析大量真实语料，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数据基础(杨敏、符小丽，2018)。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已有“三农”创新创业和“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进而在构建“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历史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不同阶段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话语分析，以此阐释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演进规律及其与社会历史情境因素的互动关系。

二、理论回顾

(一)“三农”创新创业

基于“三农”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农”创新创业给予了关注，其中包括对创新创业主体、影响因素和发展模式的研究。第一，“三农”创新创业主体研究。大学生村官和返乡农民工是当前国内学者特别关注的主体。袁晓辉、王卫卫(2011)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由于缺乏农村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大部分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与经济发展需求存在偏差。与此呼应，杨义等(2016)开始关注如何引导和培养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意识与能力，提出应当构建和完善相关创业支持体系，以减少其创业顾虑、提升其创新能力。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有学者指出，返乡农民工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小微创业，但也存在素质低下、创新意识淡薄等缺点(王晓娥，2016)，需要通过生态构建和模式改进加以引导(杨秀丽，2019；吕惠明，2016)。国外学者将上述两大主体称作“外来创业者”，更加关注创业者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影响(Akgün et al.，2010)。相较国内，更多国外学者较早且持续地关注农村女性主体在进行创新创业时遇到的瓶颈，呼吁营造性别平等的创业氛围(Drori et al.，2018)。

第二，“三农”创新创业影响因素研究。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聚焦社会资本、创业技能、创业意愿等因素。蔡栋梁等(2018)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在社会网络构建及维护上的支出有助于开展创业。Morgan et al.(2010)认为农民的创业技能是将农场发展与农民以及相关的制度、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框架。创业意愿与个体的创业技能密切相关，如曹瓅、罗剑朝(2019)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农户的调研数据发现，主客观金融素养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户的创业融资意愿。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市场环境、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等。学者们指出，基础设施建设(陈习定等，2018)、信息服务平台架构(冯海旗、宫运晓，2019)等环境因素都对农村创业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有力的政策支持改善农村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状况(De Rosa et al.，2019)。

第三，“三农”创新创业发展模式研究。宏观层面的发展模式研究主要分析了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理念对“三农”创新创业的引导作用，如结合生态学理论提出整合返乡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和构建创业资源平台的发展建议(赵贞、李华晶，2017)，或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探讨返乡农民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杨秀丽，2019)。其中，基于技术创新的“互联网+”模式在“三农”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辜胜阻、李睿，2016；赵羚雅，2019)。互联网能促进农村创业要素的优化配置(辜胜阻、李睿，2016)，减轻农村创业的行政负担(Ntaliani and Costopoulou，2018)，直接推动了农村电子商务与创新创业的有机融合(卜质琼，2019)。微观层面的发展模式研究聚焦“三农”创新创业的具体形式，如“互联网+”背景下的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王孝莹、朱红祥，2016)、“淘宝村”商业模式等(于海云等，2018)。

从上述回顾中可发现，当前学者对“三农”创新创业的研究多集中于现状分析和机制探究，方法上结合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对“三农”创新创业的讨论多使用截面调查数据，仅反映了短时期内的创新创业情况，缺乏历时性探讨，因而难以把握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创新创业主体、影响因素和发展模式的演进。

(二)“三农”创新创业政策

已有研究对“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关注相对较少，有限的成果多聚焦政策影响、政策效果和政策解读等。政策影响方面，国内学者较多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影响，如从政策激励的视角阐释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的减贫效应(杜威漩，2019)。部分国外学者基于深度案例分析阐释政策影响，如De Rosa et al.(2019)基于意大利农村家庭农场的案例剖析了政策影响下以农场多样化为重点的创新农村创业模式。政策效果研究关注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匹配关系。Kasabov(2016)通过分析泰国农村创业的困难性和失败形式指出政府部门对农村创业的“一刀切”政策存在明显缺陷。黄迈等(2016)指出中国现行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政策仍存在不足，在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政策解读研究同样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开始关注话语的重要作用。樊振佳、程乐天(2017)对比了政策话语和话语实践两种话语体系，指出现有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农村创业者的信息需求，他们对2015年和2016年间的16份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归类，发现相关主体在解读“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时存在隐喻理解不充分和信息提取不恰当的问题，因此对创新创业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落实产生了不良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央一号文件在“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很少有学者对其中的创新创业政策进行解读。

如上所述，当前有限的“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研究多将政策支持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并结合政策效果提出政策建议，针对政策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相关研究很少。数量不多的研究(张来武，2012)对单一政策文本进行了内容分析，但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多个文件进行历时性、比较性分析的研究仍然缺乏，而针对政策文本的历时话语分析是深入理解与把握政策特点的重要途径。尽管个别研究(樊振佳、程乐天，2017)对多个政策文本进行了收集与整理，但其使用方法仍为传统的人工编码和内容归类，具有耗时费力和准确性低的特点，导致相关研究涉及的文本容量十分有限，无法有效提取“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的普遍规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旨在揭示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相关的社会因素。我们选择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研究对象与基础语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一方面，中央一号文件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纲领性政策文本，在“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性地位；另一方面，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具有长期连贯性，虽然在1987到2003年经历了一次断档，但其39年的时间跨度也是其他政策性文本难以达到的。因其具有的权威性和连贯性，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文本分析能全面、系统地把握自1982年以来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演进脉络，为我国“三农”创新创业和政策话语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解读政策文本的方法论已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和运用(李亚等，2015；张慧玉等，2019)。由于政策与实践的对接过程存在时滞性和积累性，共时性政策文本分析在实践意义上存在局限(樊振佳、程乐天，2017)，因此历时性政策话语研究十分重要。作为历时性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框架，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DHA，Reisigl and Wodak，2009)在政策话语分析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Krzyzanowski，2015)。该框架认为，话语是依赖于语境中位于特定社会行动场域中的符号，语篇的分析过程应与社会背景、政治场域及历史资源相结合(Reisigl and Wodak，2009)。该框架下的话语策略包含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其中，前者关注目标文本如何指称话语中的现象、事件和过程，通过考察相关词汇在不同阶段的指称差异，可以发现“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特点。后者关注目标文本中关键词汇的前后搭配，包括名词、动词等的变化，通过考察相关词汇在不同阶段搭配的差别，“三农”创新创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关注主体、内容导向和情感态度得以清晰展现。同时，为改善传统文本分析中的主观性局限，本研究运用语料库量化分析工具进行更为有效的文本提取，以弥补纯定性分析方法的不足(钱毓芳，2010)。因此，本文将以话语历史分析理论框架为基本分析视角，基于自建的中央一号文件语料库对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历时演进研究。

(二)语料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用语料为1982年到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共22份，每份字数在4678到16432字之间，总字数为226020字。时间分布上，1982至1986年连续5年、2004年至2020年连续17年均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两个阶段中间存在长达17年的空档；此外，2004到2020年间，中央一号文件于2012年开始重点关注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开启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此，本研究将所有的中央一号文件划分为三个阶段：(1)1982-1986年，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阶段；(2)2004-2011年，以增产增收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阶段；(3)2012-2020年，以农业现代化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三)语料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语料库方法，同时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本文所用的语料库软件为AntConc3.4.4w，涉及的分析技术包括词语索引(Concordance)、搭配(Collocates)、词丛(Clusters)和关键词单(Keyword List)。索引功能可得出目标词汇在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搭配功能主要提供与索引词搭配词汇的共现频率；词丛功能主要提供与检索词前后连续共现的词丛频率；关键词功能则通过与参照语料库(本研究选用的参照语料库为“现代汉语语料库”)比较得出具有显著高频率的主题词汇(王春艳，2009)。通过利用关键词单功能可以考察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变化，索引、搭配和词丛功能则可以用于探究“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话语策略(杨敏、符小丽，2018)。本研究的语料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通过关键词单功能查找有关“三农”创新创业关键词的历年变化情况；其次，通过索引、搭配和词丛功能判断中央一号文件在推广“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时的话语策略及其语言实现形式；最后，结合社会历史语境考察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创新创业话语策略演进的深层原因。

四、研究发现

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框架，本部分将从主题演进、策略演进和社会历史语境演进三个方面介绍研究发现。

(一)政策主题演进

首先，我们运用AntConc的关键词单功能，得到三个阶段中除去虚词外排名前十的关键词(见表1)。通过对比分析关键词排名，清晰直观地展现三个阶段中央一号文件政策主题的变化。

表1 三个阶段文件中排名前十的关键词

从表1中可发现，三个阶段中“农村”和“农业”的关键词排名始终位列前两名，而“农民”的关键性却在三个阶段中逐渐降低。这说明历年一号文件始终聚焦在农村、农业问题上，而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度在逐渐减少，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政策在逐步向更加多元化的农村主体倾斜。除“农村”、“农业”、“农民”这三个关键词外，也可以看到三个阶段中其他关键词呈现出来的主题差异。由于正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阶段的主题词主要围绕“承包”、“经营”、“合作”。到了第二阶段，“承包”、“经营”、“合作”不再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而是出现了更多的动词如“建设”、“推进”、“加快”、“加强”，以此强调对“三农”政策实施的推进。第三阶段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服务”、“完善”等主题词，表明该阶段的“三农”政策更重视服务性和完善性。

为进一步了解各个阶段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创新创业的关注程度，本研究结合AntConc的索引工具和关键词单对三个阶段的文件中“创新”和“创业”二词出现的频率和关键词排名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2。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文件没有提到过“创新”一词，而“创业”也仅仅提到了一次。第二阶段中“创新”和“创业”二词迅速增加，分别出现了70次和15次，关键词排名分别为第59名和329名。第三阶段中“创新”和“创业”二词的数量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分别出现了187次和43次，关键词排名分别提升到了第17名和第120名。

表2 三个阶段文件中创新创业词语的词频和关键词排名

由此可见，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呈递增趋势。值得关注的是，第一阶段中几乎没有提到“创新”、“创业”这两个关键词。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阶段不存在创新创业活动。由于第一阶段大部分农民未脱离传统农耕，其创新创业活动主要围绕土地展开，农户承包经营作为家庭农场的前身，也因此被认为是农民进行早期创业活动的主要形式(刘新智、刘雨松，2015)。此外，承包不仅是第一阶段重要的“三农”政策创新，而且贯穿新时期“三农”政策的始终，直接推动了后续阶段的创新创业活动。因此，为全面展现“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变化，本文把“承包”一词作为“创新”和“创业”的高度相关词进行检索(见表2)。研究发现，“承包”一词在三个阶段中出现的频率接近，这说明我国对农村承包经营制度的持续重视和鼓励。同时，该词在第一阶段中的关键性远高于其他两个阶段。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创新创业的关注在第一阶段主要以“承包”的形式存在，第二、三阶段则直接引入了“创新”、“创业”的概念，其中第三阶段对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第二阶段。

(二)政策话语策略演进

话语策略分析是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关键环节，为揭示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演进情况，以下将从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两个角度对语料进行深入分析。

1.命名策略

命名策略指话语发出者通过如何指称话语中的现象、事件和过程以达到特定话语目的的语言方式，其主要实现形式为名词。本研究通过检索中央一号文件中用来指称创新创业活动的相关名词在三个阶段的变化来发现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由此凸显政策重心的演进。根据以往研究，除“承包”外，“三农”创新创业活动的同义词主要包括“个体户”、“个体经营”、“私营”、“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租赁”、“旅游”、“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规模化种养”、“家庭农场”和“休闲农业”(刘新智、刘雨松，2015；檀学文等，2016；王兴国、高原，2017)，为探究这些名称在三个阶段中的变化，研究使用AntConc的索引功能对这些名称进行逐一检索，其词频变化如表3所示。

表3 三个阶段文件中的命名策略和出现频率

如表3所示，在第一阶段中央一号文件主要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等指称“三农”创新创业活动；到了第二阶段上述两种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且两者间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其他指称也逐步增加；在第三阶段，“合作社”达到最高地位，“旅游”和“家庭农场”的迅速增加使之超过第二阶段中的“农产品加工”，位列该阶段的第二和第三词频。这些变化在表层反映出中央一号文件中政策话语命名策略的演进，而在深层上则反映出“三农”创新创业形式的变化及相应的政策重心转变。

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创新创业相关的指称可以根据出现频率的变化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极少提及类”。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个体户”和“个体经营”这两种创新创业模式在三个阶段中均未提及，同时“私营”除在第二个阶段提过一次外均未被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户的个体经营和私营并不是国家政策重点鼓励的创业形式。第二类为“平缓上升类”。这一类指称的代表词是“合作社”和“农产品加工”，二者始终是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的关注点，并且在政策话语中的地位得到了逐步提升，在第三个阶段达到一个高点，并且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这类指称平缓上升的频率说明相关的“三农”创新创业形式或活动一直是国家政策关注、支持的重点，并且在政策支撑下得到平稳的发展。第三类为“急剧上升类”，包括“股份合作制”、“租赁”、“旅游”、“电子商务”、“规模化种养”、“家庭农场”和“休闲农业”。这类指称方式虽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但在第三阶段的地位均有所提升，甚至出现次数翻了十几倍。这些指称往往代表新兴的“三农”创新创业形式或活动，因此在中共十八大鼓励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纷纷涌现并表现出显著的活力。同时，新出现指称名词反映出“三农”创新创业在形式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而这些指称名词出现频率的迅速上升则侧面反映出政策支持下的“三农”创新创业活动推进步骤有所加快、推广效率有所提升。

2.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通过话语描述社会现象、事件和过程的特征和属性以达成话语目的的语言方式，其实现方式包括评价性语言和描述性谓词、形容词、名词等。研究发现，中央一号文件中就“三农”创新创业述谓策略的运用可体现在创新创业主体、内容及政策态度的演进。

(1)“三农”创新创业主体演进

创新创业主体的构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创新创业政策在不同人群中的倾斜。为探究创新创业政策鼓励主体的变化，研究通过AntConc的搭配功能考察了第一阶段中“承包”一词左边共现的人称词语，第二、三阶段中“创新”和“创业”二词左边共现的人称词语。由于“创新”一词在22个文件中均无有效共现人称词语，因此研究主要关注承包和创业主体演进，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三农”创新创业主体演进

如表4所示，第一阶段中承包的主体集中在“社员”、“家庭”、“农户”、“专业户”，这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背景相符，而这些高频词在后续阶段文件中极少提到或者不再出现则反映出这一制度日趋稳定，不再是“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重点。第二阶段中创业的主体主要为“农民”和“农民工”，这表明二者在该阶段是“三农”创新创业的绝对主体。除此之外，该阶段出现了一次“毕业生”，这与农村人口教育水平提高相关，也凸显出国家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政策，说明创新创业主体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第三阶段中创业的主体迅速丰富，并且不再局限于农村群体，除了“农民”、“农民工”以外，还包括“高校毕业生”、“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退役军人”以及“城市各类人才”等，说明在进一步促进农民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同时，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尤其是具有特殊专业及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逐渐成为推动“三农”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此外，“农村青年”、“农村妇女”、“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等突出个体特征主体词的出现反映出国家政策对特殊创新创业群体的关注及对其行为的特别鼓励。创业主体的逐步个体化和多样化展现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反映出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亟需大批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专业人才加入其中，同时也说明“三农”创新创业主体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创新创业生态逐渐丰富、完善。

(2)“三农”创新创业内容演进

创新创业内容能直接反映各个阶段政策的侧重点。我们使用AntConc的词丛功能，通过观察创新创业词语的前后词丛来确定创新创业的内容。本研究分别考察了“承包”、“创新”、“创业”这三个词在三个阶段中的词丛情况，如表5所示。

就“承包”一词而言，第一阶段主要与“土地”、“家庭”、“社员”、“合同”等基础概念共现，而第二、三阶段词丛更加丰富，并且更关注承包的经营权和承包关系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创新创业对经营权与承包权的特殊需求，而“承包经营”正是农村创新创业的基本形式之一。就“创新”、“创业”二词的前后词丛而言，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相关词丛稀少，后面阶段显著增加，再次证明了政策上对“三农”创新创业逐渐重视。同时，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拥有更加丰富的词丛，如“科技创新”、“机制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创新创业”和“创新驱动”等。显然，第三阶段更加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并且把科技创新与创业结合起来，同时也更加注重创新的自主性和协同性。另外，第三阶段在创业方面增加了更多具体措施，凸显平台对“三农”创业的支持作用，具体体现在“创业园”、“创业孵化”、“创业平台”这些词丛的出现。总体来看，上述三个关键词的词丛变化，不仅凸显出当前阶段国家政策对“三农”创新创业的空前支持，而且说明创新创业在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科技化的演进特点。

表5 “三农”创新创业内容演进

(3)“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态度演进

政策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相关政策的价值导向。本研究通过AntConc的搭配功能考察“承包”、“创新”、“创业”三个词左边共现的动词，以此揭示“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态度演进。

表6 “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态度演进

如表6所示，第一阶段中“承包”左边出现的动词为“实行”、“鼓励”、“建立”、“发展”，而随着创新创业逐渐兴起甚至成为常态，后两个阶段“保障”、“落实”、“稳定”、“推进”、“规范”等动词高频出现在“承包”的左侧，说明后续政策相比第一阶段更加强调承包制度、承包关系的稳定与完善。同时，第一阶段“创新”、“创业”二词的数据为零或很少，说明该阶段政策上对创新创业的态度模糊且保守；到第二阶段则高频共现“加快”、“推进”、“促进”、“加强”等词，这反映出该阶段对于“三农”创新创业的政策态度转变为积极探索，并迅速演进为更加积极、肯定的态度，通过政策大力支持了“三农”创新创业实践的发展；而第三阶段高频共现的词为“支持”、“加强”、“强化”、“完善”，该阶段的政策态度更加注重政策的稳定与完善，以促进相关事件的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对比“创新”与“创业”的共现动词可以发现，创新政策先行于创业政策，这主要表现在“创新”相关的共现动词更多，并且相关动词体现出更加积极、有力的态度。“三农”发展一直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科技创新，因此对创新的政策呼吁相对早于创业政策，且支持力度更强。第二个阶段与“创业”共现的动词为“促进”、“提高”、“加快”、“鼓励”，说明该阶段的政策对“三农”创业依然处于探索阶段，而第三阶段高频共现的动词“支持”、“鼓励”、“激发”则体现出明显加强的政策态度，这与“三农”创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不难推测，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对“三农”创新创业提供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此外，第三阶段中“转移”一词的出现表明中央增加了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创业的政策支持。

(三)社会历史语境演进

上述研究发现三个阶段中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话语主题和策略的演进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并且清晰地反映出各阶段“三农”创新创业实践的特点。第一阶段正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盛行，这个阶段创新创业的思想也主要由“承包”一词来体现，因此“经营”和“承包”二词的关键性仅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在第一阶段中广泛存在。“承包”的主体主要为“家庭”、“农户”、“小组”等，内容局限于土地相关问题，政策态度也主要为“建立”和“实行”，这些都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情况相吻合。

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时隔17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增大，国家重新开始重视“三农”问题，这个阶段以增产增收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并且开始关注对“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因此这一阶段的“创新”、“创业”词频开始增加，同时出现了“务工农民”和“毕业生”的主体。随着外来创新创业者大量涌入与其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开始凸显，政策逐步向更具有知识与技能优势的农村创业者倾斜，因而“农民”一词的关键性有所降低。同时，在这一阶段中，“三农”创新创业政策内容的重点从土地转向以技术为核心，鼓励进行创业相关探索，而创新政策态度则通过“加快”和“提高”等字眼表现出更积极、更有力的支持。

第三阶段以十八大的召开为背景，科技创新开始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个阶段的中央一号文件也相应地开始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因此“创新”的关键词排名显著上升。同时，在第三阶段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三农”创新创业实践中主体与内容得以丰富，并且对政策的服务性和完善性有了新的要求，也促进了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的发展。随着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国家开始更加注重创新和创业的结合，这在“三农”政策话语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以预测，加强创新的自主性、协同性，加快创新创业的融合将是未来“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趋势。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自建语料库，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和语料库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话语分析，特别是从命名策略和述谓策略的角度对三个阶段的政策话语展开较为深入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的演进历程、特点及规律。

首先，“三农”创新创业政策逐步加强，反映出相关实践活动的地位逐步提升。研究通过检索关键词表考察了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话语的主题演进。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中央政策对“创新”、“创业”两个关键词几乎未曾提及，到第二、第三阶段两者开始迅速增加，超过了第一阶段中就已存在且稳步增加的同义词“承包”的频率，关键词排名也随之上升，这表明中央越发重视创新创业活动在“三农”发展中的地位。同时，研究发现“创新”的词频在第二、第三阶段中增加最快，一跃成为三者中的最高关键词，这表明中央一号文件对“创新”的关注力度最大，与张来武(2012)指出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重点相契合。中央一号文件对“创新”、“创业”话题关注的逐步增加体现了中央政策对“三农”创新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并且以“创新”带动“创业”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其次，“三农”创新创业政策关注与支持的主体趋于多元化。通过对关键词表的检索发现，“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中“农村”和“农业”两大主题的出现频率稳定，而“农民”出现的次数逐渐减少，表明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的关注度有所降低。研究进一步通过语料库的搭配功能发现，“创新”、“创业”关键词前后的搭配主体经历了从第一阶段仅有与农民密切相关的“社员”、“家庭”、“农户”到第三阶段开始出现外来创业力量，如“科技特派员”、“高校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的转变，逐步趋于多元化(袁晓辉、王卫卫，2011)。从传统依靠内生动力，到鼓励更多外来力量壮大“三农”创新创业队伍，尝试更复杂的实践形式，中央一号文件政策导向的转变无疑为活跃“三农”经济、发展“三农”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再次，“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所支持的内容与形式逐渐丰富，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研究通过对“三农”创新创业指称进行检索和考察“承包”、“创新”、“创业”的词丛发现，“三农”创新创业内容从单一走向丰富。在第一阶段，中央一号文件只关注“承包的经营权和承包关系的稳定”，第二阶段开始出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协同创新”，到第三阶段则出现了更加具体的“创业园”、“创业孵化”和“创业平台”。这表明“三农”创新创业经历了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的单一形成到现阶段以科技为主导的丰富形式，进而衍生出了“互联网+”模式(卜质琼，2019)。“三农”创新创业内容的演进反映了当前社会对科技创新和技术创业的迫切需求，也促进了涉农企业往新兴产业的资本集聚。

最后，“三农”创新创业政策态度经历了从保守到探索、从加快实行到稳定完善的逐步演进。研究通过对“承包”、“创新”、“创业”的前后搭配索引发现，这三个词汇的左边共现动词从“实行”、“鼓励”、“建立”等建构性词汇转变为“稳定”、“推进”、“完善”等维持性词汇，反映了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性鼓励重点逐步从加快建设过渡到稳定和完善的阶段。这也说明当前社会环境下，“三农”创新创业更加需要构建平衡稳定的生态体系(杨秀丽，2019)。从建构性话语到稳固性话语的演进也反映出我国“三农”创新创业事业在中央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得以较快发展，当前的政策重心逐步随着量的增加转移到质的提高，进而平衡好“三农”创新创业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构建良性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通过对比22份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创新创业政策话语，对“三农”创新创业进行了历时性研究，发现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规律。不同于以往对“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进行的单一时段解读(张来武，2012)，本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39年，涵盖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间“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重要变化，对促进“三农”创新创业研究的纵向延伸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央一号文件中的创新创业话语进行历时性研究，本研究发现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演进规律，即“三农”创新创业政策逐步加强、政策态度从加快实行逐步过渡到稳定和完善，加深了对“三农”创新创业政策发展的整体把握。

其次，本研究的发现增进了对中央一号文件中“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演进及其社会历史语境的认识，初步呈现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与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通过结合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本研究剖析了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鼓励主体、内容和形式发展变化的潜在原因，并且与三个时段的“三农”创新创业实践构建联系。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与现实背景密不可分，外来创新创业主体的多样化和内容形式的丰富化影响了政策话语鼓励主体和内容形式的发展变化，后者又进一步为前者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具有相互促进和协同演进的关系。

最后，在方法论上，本研究将话语历史分析与语料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政策话语分析中，拓展了政策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对政策话语分析的合法性(Krzyzanowski，2015)，将其中的主题讨论、策略分析和社会历史语境讨论运用到“三农”创新创业政策话语分析当中。同时，本研究通过结合语料库方法，为政策话语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丰富了历时性政策话语分析的理论依据。以往的政策话语研究方法通常作为一种补充传统逻辑实证研究的定性研究而存在，强调从文本和语言的角度重新审视量化研究中不能解决的特质性问题(Kahl and Grodal，2016)；而本研究在保有话语分析特点的情况下结合了语料库手段，对真实政策话语文本形成的语料库进行数据挖掘，所得结果能更好反映政策话语的实际运用情况，为政策话语研究开拓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实践上，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和创新创业者带来一些启示。一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研究挖掘出的我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以创新创业为线索回溯我国重大农村政策，形成更全面、科学、系统的政策体系。研究发现的“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与“三农”创新创业实践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有助于启发“三农”创新创业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当前社会环境及现状，斟酌政策话语词汇运用，以达到更好的政策话语传递效果，促进“三农”创新创业实践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这些规律的发现能丰富创新创业者对以往“三农”创新创业政策重心的认识，有助于把握未来创新创业趋势。同时从话语维度进行的解读，有利于创新创业者理解词汇间的异质性，缩减政策信息提取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偏差，提高创新创业成功率。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基于22份中央一号文件构建语料库，但囿于现实情况1987年到2003年之间存在断档，研究未能充分阐释第一到第二阶段的变化及其原因，因而对“三农”创新创业发展的总体把握还存在局限；其次，研究中使用的语料库方法有限，仅统计了词频而未能讨论关键词前后共现词的搭配强度，未来研究可借助MI值和T值等语料库统计指标展开进一步研究；最后，本研究将中央一号文件根据社会历史背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出现多方面词频的显著增加，本研究未能充分探讨这一阶段中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政策文本产生的影响，未来可进行更为细致的政策话语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