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绍深

（1.钦州学院 社科部，广西 钦州 535099；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深刻影响党的“三农”政策在本地区的贯彻落实，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党在民族地区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央一号文件是党中央每年下发的第一份文件，改革开放以来它已经成为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专有名词。注重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导向，不断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地位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是民族地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对特定政治实体的归属感，具体表现为个体或组织参与该政治实体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责任心和情感依恋程度[1］。在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直接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农”政策。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都需要民族地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如果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必然影响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影响党执政地位的巩固。胡锦涛同志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2］。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得农村者得天下。……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3］。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是巩固党在民族地区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怎样把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是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重要保障。我国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当前生产和生活水平还不高。改革开放以前，党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在具体工作中曾出现违背党的群众路线、脱离民族地区实际、搞“一刀切”等问题，在文革中还出现损害民族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

在改革之初“包产到户”背景下，为解决农村社会治安混乱、山林水田纠纷增多、农业基础设施日久失修等问题，广西宜州市合寨村农民自发组织村民委员会管理社会治安、公益事业和集体经济，开创了村民自治之路[4］。后来，少数民族村民的这个伟大创举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村民自治制度先后写进党章和宪法。30多年来民族地区农民和全国农民兄弟一道，拥护和支持党的各项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民族地区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民族地区农民的拥护、支持和参与，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难以得到贯彻落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无法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难以得到巩固和发展。

农民政治认同是推动民族地区“三农”工作发展的重要前提。“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2］。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地区“三农”工作仍然比较落后，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在民族地区，党的涉农政策能否落实、民族地区“三农”工作发展快慢，一个重要前提是当地农民对党的民族政策、涉农政策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程度的高低。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是凝聚力量、共建美丽家园的政治保障。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5］，良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加强。当然，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少数群众将民族差异人为扩大，甚至把所属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对立起来；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行径，则是违法犯罪行为！事实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地区才会发展进步；只有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才能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共建各民族美丽家园。

二、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及其成因

1.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

当前，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程度比较高。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调查组调研结果显示①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笔者所属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特点、机制和规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调查组”深入广西沿海地区钦州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村寨调研。文中相关材料源于调研材料的分析统计。，70.15%和23.8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入党；91.04%的受访者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6.27%的受访者了解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5.22%了解邓小平理论、44.78%了解科学发展观；49.25%的受访者对党和国家的信任、支持近十年来较以前大幅上升；73.13%的受访者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深得民心”；53.73%的受访者非常认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了很大进步”；64.18%的受访者坚信“民族团结、社会发展”一定能实现；65.67%的受访者非常认同“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形势会越来越好”；79.1% 的受访者非常认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77.61%的受访者非常认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73.13%的受访者非常认同科学发展道路；53.73%的受访者非常认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59.7%的受访者非常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知程度比较低，基本上属于本能型政治认同。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常识比较缺乏，对谁当国家领导人也不在乎。学者王茂美对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展开调查（2008－2009年），结果显示只有24.6%的受访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内容，36.6%表示“不知道”；只有15.5%的受访者正确选择我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40.9%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1.2%选择“不知道”；对时任国务院总理，48.7%的受访者选择“胡锦涛”、32.3%选择“温家宝”、3.4%选择“吴邦国”、1%选择“李克强”、14.6%表示不知道[6］。除了直接影响其自身利益的村务公开制度，民族地区农民不太了解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91.04%）、社会公示制度（34.33%）、信访制度（26.87%）、听证会制度（22.39%）、劳动仲裁制度（22.39%）、人大会议旁听制度（16.42%）、领导接访制度（16.42%）。民族地区农民对党的印象多源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考虑问题大都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感受并作出好或不好的简单化判断。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评价现实功利性较强，利益或功利是影响其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不能忘记，农民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是出于通晓社会规律，而是从切身的利益出发，要求废除剥削制度，改善生活，富裕起来。”[7］他们长期秉持生存理性思维，“农民作为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抽象的理念和激情无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时，当计划失衡所造成的痛苦使他们的生存难以为继时，他们就要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种能满足他们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就要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存权利”[8］。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是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农”政策的贯彻执行者、是党在民族地区的形象代表，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影响当地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同。调查显示②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笔者所属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特点、机制和规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调查组”深入广西沿海地区钦州市和防城港市等地少数民族地区村寨调研。文中相关材料源于调研材料的分析统计。，民族地区农民中58.2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熟悉的人大代表充分代表选民的意志”；56.72%的受访者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发展经济”非常满意，49.25%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52.24%和23.88%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传达和执行上级党委政府政策”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62.69%和31.34%的受访者对本村“两委”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整体满意度高于县、乡（镇）两级政府。有调查发现，在农民群众心目中，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9］。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调查组调研结果显示（见表1），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民族地区农民中的形象与此有所区别，具有“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

下文表1显示，党中央威信最高（“威信很高”和“较高”相加超过91%），其次为村委（此两项相加超过85%），最后是省级党委、县委、乡镇党委（此两项相加均没达到80%）。王茂美的调研也发现类似特点：60%的受访者表示最信任中央政府、7.7%分别表示最信任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24.6%表示最信任乡镇政府[6］（注：共设“中央、省、县、乡镇”四级政府备选）。

表1 “您认为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少数民族农民（牧民、渔民）中威信怎样”调查结果

2.影响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主要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迅速，民族地区民生大大改善。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和边疆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环境和条件相对落后。当前，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的压力较大，农民增收动力不足；短期内实现“四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改变“三农”面貌的难度非常大；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如我国人均收入居于首、尾的上海与贵州，改革开放前差距为2：1，目前为9：1。这些对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都造成不利影响。

二是科技文化水平。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11］。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当前民族地区适龄儿童辍学率、成年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比较高、科技普及率比较低。受此影响，一方面民族地区农民难以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政策、措施。不知其然，就不知其所以然，势必对其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影响不利。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农民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容易受到愚昧、落后、反动思想的蛊惑，容易对党的性质、宗旨产生怀疑，影响其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素质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困难。农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如果民族地区农民民主政治权利公平性、地位弱势化问题不及时解决，影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各种因素等不及时消除，就会发生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危机，那么，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社会基础势必受到严重削弱[12］。当前，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的“三农”干部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及时、不到位的现象（见表2），容易造成民族地区农民对党的民族政策不理解、不认同。

表2 “在您的印象中乡镇党员干部经常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资料向老百姓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吗”调查结果

三、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政策导向

21世纪以来，党中央从2004－2013年连续发布“一号文件”。十个“一号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了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以统筹城乡发展为目标，重点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促进农民增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两减免、三补贴”；2006年在中国实行了近两千六百年的农业税被彻底废除了[1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农惠农政策，等等。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拓宽支农资金渠道，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水利建设为主题。三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动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就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四是加快建设农副产品流通体系和农业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14］。

21世纪以来党中央出台实施一系列强农惠农富民政策，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三农”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期[15］。中央一号文件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调整，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了民族地区村容村貌和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可以说，中央一号文件把党对人民的关心送到民族地区千千万万农民群众心中，赢得了各族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大大增强了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同。

表3和表4显示，“对中央历年涉农一号文件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对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如种田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种子补贴等相关政策‘了解一点’”的民族地区农民占多数（分别为41.79%和38.81%），甚至存在不了解的现象。为了民族地区农民群众更加深刻理解和支持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农”政策，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好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三农”政策、强农惠农富民政策更加深入民心。

表3 “您了解中央历年涉农一号文件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吗”调查结果

表4 “您对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如种田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种子补贴等相关政策是否了解”调查结果

“三农”干部队伍是中央一号文件、党的民族政策和强农惠农富民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宣传者、落实者，是民族地区“三农”工作的领导者、推动者，是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主导推动力量。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6］。他在《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7］当前，我们应当加大培养和选拔力度，努力造就一支双语型、实干型的民族地区“三农”干部队伍。要按照党章关于党员的条件和发展党员的程序、步骤和要求，把各族青年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把党性强、威望高、能力突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同志选拔上来；发挥村民委员会“主人翁”作用，激发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实现各族群众当家作主。此外，我国各少数民族大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各民族历史文化载体，广大“三农”干部应掌握不同的民族语言，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强农惠农富民政策中实现“语言通俗化和话语体系民族化、大众化”，有利于沟通工作、增进感情。高度重视培养“双语型”（掌握汉语加上若干民族语言）和实干型（立场坚定、作风踏实，既有较高政策水平、又能深入群众，既擅长于搞活经济、又关心民生，既擅长于处理日常事务、又擅长于化解矛盾）“三农”干部队伍，为增强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提供干部保障。

[1]陈 锋，梁芷铭.民族地区的农民政治认同探析[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5）：67.

[2]曹应旺.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12－18.

[3]（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67.

[4]徐 勇.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探访村民自治的发源地──广西宜州合寨村[J］.炎黄春秋，2000，（9）：34－38.

[5]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28（1）.

[6]王茂美.村落社区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72－76、80.

[7]杜润生.杜润生文集（1980－1998）：上册[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95.

[8]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0.

[9]彭正德.我国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弱化倾向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40.

[10]中共中央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11]中共中央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0.

[12]孔德永.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J］.齐鲁学刊，2006，（5）：143.

[13]张 勇.以“一号文件”为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历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4）：76.

[14]芳 菲.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详解[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3，（1）：7－9.

[15]赵俊亚.从新世纪9个中央一号文件看“三农”发展[J］.农业经济，2013，（1）：38.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