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彤 申学锋

 

摘要：1982年至今，党中央先后发布了2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本文梳理和分析了这些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中央“三农”政策的精髓。

关键词：涉农中央一号文件“三农” 发展演变 基本经验

从20世纪80年至今，我国涉农中央一号文件针对不同时期的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形成了相应的战略决策，对于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82年至1986年：拉开农村工作改革序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新时期农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即政治方面切实保障农民权利，经济方面充分关心农民利益，对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进行包产到户，成功开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基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并实行的农村政策，中共中央于1982年批转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条件、基层组织建设五个方面进行工作部署，其核心为解决联产承包制的性质争议问题，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以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二十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导向，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发布，首先肯定了由联产承包制而带来的积极成效，将其认定为“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随后剖析了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14条举措来改善上层建筑基础与经济变化需要二者之间的差距。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发布，指明了农村工作的重点，即继续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农村商品市场，抓好农村商品生产，并将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3年延长至15年以上，打破历史遗留下农村经济的不利管制。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布，主要解决农村生产转至商品经济的不协调问题，并为此制定了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支持乡镇企业、加强小城镇建设等十大方面的经济政策，其创举为取消了实施30年来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发布，肯定了已有农村工作改革的政策方针，但也强调摆正农业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依靠科学和增加投入等方式，以增强农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并继续完善商品的流通体制和合作体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政策内容在紧密相关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它们的主要发力点为肯定联产承包制的基本经营制度，打破农副产品统派购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农村经济，适应农村商品发展的需要；所带来的贡献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初步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由此广大农村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启了我国农村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二）2004年至2012年：系统部署“三农”工作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其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至国有企业，因此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停止发布。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产品供给过剩、价格走低，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引发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面对“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基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提出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于2004年发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主要解决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一突出问题，所提出的22条综合性举措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围绕着农业制定战略任务，并在扶持农业发展、做好耕地保护、调整农业结构、健全投入机制等九大方面提出27条实用性举措。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性文件，从统筹城乡发展、强化产业支撑等八大方面进行工作部署，其中值得提及的是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由此终结了我国延续数千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详细阐述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和八大途径。

当各级政府将党中央制定的“三农”工作政策方针付诸实践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逐渐呈现向好趋势。为继续指明“三农”工作的方向，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新要求的基础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重点提出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力，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和保障农民增收的关键。基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勾勒的农村改革发展前景，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首要任务为保持农业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围绕着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业基础、重视农村民生四方面来制定极具重要意义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在我国城乡经济关联度不断增强的形势下破解“三农”工作难题，应将资源要素向农村推动配置、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对农村民生加以改善、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从而助力我国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发布，首次全面部署我国水利工作的改革發展，以民生优先、统筹兼顾、人水和谐、政府主导、改革创新为原则，提出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把握水资源管理等一系列举措，以期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发布，对农业科技的重要性进行详细阐释，并明确指出科技进步创新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即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以使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再创新佳绩。

在党的十六大及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到2012年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主题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均体现出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精神，并将“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作为主导思想。同时，党中央根据每年不同的经济形势以及“三农”工作发展情况制定最为合适的政策方针，七个中央一号文件以相对全局的角度对“三农”问题改革进行系统部署，从而构建出较为完备的“三农”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期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效益、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从而保证我国农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三）2013年至2017年：重点解决“三农”瓶颈问题

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给我国“三农”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即农户兼业化及村庄空心化加剧，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同时，亟须解决降低我国农业对外依存度、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平等城乡要素交换机制等重大问题。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基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三农”问题作出的重要阐述，为继续发挥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性，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发布，围绕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说明其首要任务仍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重点关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进，从而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发布，在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业科技体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金融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方面作出深度规划，以期建设新型现代化农业。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高度重视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国内竞争力、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关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农业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并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工作进行详细部署，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来破解“三农”工作难题。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重点解决的是我国农业由总量不足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对此提出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三农”工作主线。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3年至2017年发布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解决不同年份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约性问题，体现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五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同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脱贫攻坚战也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并且为下一阶段农业与农村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2018年至2022年：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以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的战略部署，并继续将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其具体实施的路线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这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顶层设计，既制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阶段性目标任务，又围绕着“二十字”总体要求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了“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包括决胜脱贫攻坚、保障粮食安全、整治人居环境等内容，并对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细化实化工作内容。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发布，聚焦“三农”工作的两大重点任务，即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提出明确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提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重要举措。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部署了2022年全面推進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明确了两条底线任务和三方面重点工作。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至2022年发布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政策布局更加全面、长远，对我国“三农”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创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即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人类减贫史上中国奇迹。我国已如期完成农村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我国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从我国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决心，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支持“三农”的积极作为，可以看到农业农村农民不断向好的发展脉络。总结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变化中的基本经验，对于持续推进“三农”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制度改革创新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坚实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4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將农民探索的制度创新加以肯定，逐步确立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完善并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为做好“三农”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以发挥制度优势，从而保障农民最为切实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创造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分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1982年至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制定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经营制度政策，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效果高度认可，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将其合理合规化，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在稳定原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出台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经营制度的新政策。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政策，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农村土地制度稳定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而由农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创新至农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同时兼顾了国家、集体、农户的多元利益。此外，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管理”等政策，其目标仍为保障农户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给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在农业经营制度方面，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动摇，而在土地经营权加快流转和农村人地逐渐分离的形势下，由小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制度”转变至小农户与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存的“多元经营制度”，则能够通过发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特长，以使农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二）确保粮食安全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永恒主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4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问题展开持续性的重点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切实保证粮食生产，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确保粮食安全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均能够看出党中央将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永恒课题，即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使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下，1982年至1991年的十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呈上升趋势，从3.5亿吨增加至4.4亿吨，说明了我国不仅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其创造出的以不足世界10%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同样具备破解粮食这一世界性难题的能力。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新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促进粮食稳定发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其核心目标。2004年至2012年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均大篇幅地强调“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完善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五方面政策，以期按照稳粮保供的要求，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2013年至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侧重于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建设，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具体举措，以期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在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粮食产量从2012年起连续9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并且实现了从2004年的4.7亿吨增加至2020年的6.7亿吨，粮食的连年丰收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以及稳定经济社会大局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器”作用。

处理城乡关系是做好“三农”工作的主线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4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将处理好城乡关系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内容，并在缓和城乡二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中予以详细的政策部署。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增强，加之党中央对农业的重视，农村经济取得阶段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呈现缓和态势。如图1所示，1978年至198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降至1983年的1.82：1再升至1986年的2.13：1。总结来看，1982年至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五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现实数据，均可以说明党中央在对农村工作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关注对城乡关系的调整，并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松动城乡二元结构。

在我国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后，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二元结构长期积累，城乡发展愈加失衡。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2004年至2007年的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调整城乡关系，2008年至2012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2004年起，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入较高速增长阶段，并在2010年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结来看，2004年至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九年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数据，均反映出党中央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初步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从而加快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

在“四化同步”战略指导下，我国城乡经济关联度显著增强，呈现出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2013年至2017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求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2018年至2022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如图2所示，2013年至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2.81： 1持续降至2020年的2.56：1。总结来看，2013年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现实数据，均可以说明党中央重视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并勾画出我国新型城乡关系美好蓝图，以进一步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四）财政持续支农是做好“三农”工作的物质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4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见证了国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并持续扩大财政支农范围，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使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改革开放后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时处于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其重点关注放活农村经济，但也提及财政对农业的支持。1982年至1986年五个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财政支农的篇幅较为有限，其支出总额如图3所示，由120.49亿元持续增加至184.20亿元。

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的19个中央一号文件，时处于我国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阶段，其均将财政支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加以部署，逐步建立完善财政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在梳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财政支农政策后，归纳出其内容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核心举措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不断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具体政策为落实“四个高于”的硬性要求，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投入的增长幅度、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投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高于上年”。二是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具体政策为“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的要求，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具体政策为“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即利用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以推动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

另一方面，坚持完善“四项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制度，以不断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其核心举措为改革完善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制度。对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加大粮食直补规模。对于农作物良种补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制定并完善良种补贴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成本”，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明确“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检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2010年至2021年的十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坚持“落实和完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稳定农民生产成本”。值得提及的是，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以上“三项补贴”政策进行改革，即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并不断深化且在全国展开。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改革完善了农机购置补贴的运行机制。此外，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奶牛良种繁育项目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支持畜禽养殖的补贴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如图4所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的2337.6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3903.62亿元，即在数量上增长了9倍多。总而言之，2004年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财政支农的相关政策，以及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额的现实数据，均体现出我国农业农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逐步被改变，并实现了财政支农投入的持续增加，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强化科技创新是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4个“涉農”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进而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为目标，对发展农业科技提出迫切要求并作出全面部署，并将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后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集中于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部署，从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充分发扬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并重点制定“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科技人员安排”相关政策；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继续实行对农业的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使农业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并持续推广“农业科技研究成果”；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基层主要干部的政治政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经营管理教育并进”；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科研推广单位可以接受农村委托的研究项目，转让科研成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重要方针。换而言之，1982年至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强调科技进步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并为科教兴农战略的提出做好铺垫，力争到20世纪末，实现科技进步对农业贡献率提高至50%。

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的19个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六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标题带有“农业现代化”，并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为主要政策，从而加快实现农业发展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梳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科技创新政策后，归纳出其内容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是“创新核心技术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体政策为“大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究”“着力突破农业技术瓶颈”，力争“在农业生物基因调控及分子育种、农林动植物抗逆机理、农田资源高效利用、农林生态修复、有害生物控制、生物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等方面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和方法”“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抢占现代农业科技制高点”“在良种培育、节本降耗、节水灌溉、农机装备、新型肥药、疫病防控、加工贮运、循环农业、海洋农业、农村民生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实用技术成果”，其中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及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且此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对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完善。

二是“建设创新平台以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体政策为从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基地和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搭建农业科技融资、信息、品牌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再至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完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一批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推進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此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等创新平台基地建设”。

三是“完善科技队伍以打造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具体政策为“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培养农业科技领军人才”“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其中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及“支持农技推广人员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根据《人民日报》2021年7月19日的报道，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农作物耕种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取得如此可喜的成绩是与“三农”工作中农业科技创新的融入分不开的，以达到让农业插上科技创新的“金翅膀”，越来越多的农民挑上农业现代化的“金扁担”，使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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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责任编辑：宗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