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雅慧 宋馥李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深圳经历了摧枯拉朽、波澜壮阔的深刻变化，并取得了翻天覆地、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构建国家创新性城市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并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路径、结构、模式与样板。”
这是广东省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在做的一项研究，他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梳理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八大脉络。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作出决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沧海桑田，深圳40年间发生的巨变，一举跨越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向科技文明冲刺，深圳太快了，深圳还能更快吗？在此之际，经济观察报赴深圳专访了魏达志教授，关于深圳四十年，听听魏教授怎样评价。
魏达志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长期跟踪研究深圳特区经济与城市发展，201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经济观察报：魏教授，我们今天的访谈似乎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您认为，深圳在改革开放全局中，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魏达志：我觉得深圳经济特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担当。我曾经用过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中国道路与特区探路的关系，第二句话是中国崛起与特区担当的关系，第三句话是中国转型与特区先行的关系，第四句话是中国梦想与特区模式的关系。
深圳从一开始就肩负着这样的国家使命和担当。特别是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其首要任务并不是做出口加工——这些是形式上的事情，其本质是如何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出一条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之下，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成长和发展的序幕。可以说深圳一诞生，目标就非常的宏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施改革、实施开放，所以建立经济特区，实施改革开放，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两大重要的路径。
就一个城市来说，深圳这40年，经历了农业文明，经历了工业文明，又迎来了科技文明，迎来了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个跨度是非常之大的。
经济观察报：您是哪一年来到深圳的，来深圳是什么样的契机？
魏达志：我来到深圳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上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83年，我偶然获得了一次到深圳考察的机会，当时深圳还是很荒凉，上海宾馆以西全部是稻田和泥沙路，甚至有农民在茅草中间养猪，只有深南中路有一段是水泥路，建设路、和平路那里都是铁皮房，深圳当时就是这样的面貌。
虽然是这样的状态，但深圳干事创业的氛围非常吸引人，人人都想干一番事业，开放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比邻香港，很多新事物涌进来，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我就判断这里将会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地区，所以很快就做了决断，争取到深圳来，1984年底，我从复旦大学调到深圳经济特区。
魏达志：据我的观察，当时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有地位、生活好的人，一般是不会动的。那时愿意来深圳的人，是一批年富力强、特别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有人虽到中年，仍有斗志却苦于没找到机遇，他们就想来。还有一批人，他们的家乡在广东，听说深圳搞特区，就非常想回乡来创业。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很有闯劲，都很有想法，都渴望获得高成长。尤其是1983、1984这两年来的人，都是非常有情怀、非常有使命感的一批人。
当然，深圳当时在重金延揽人才，我来到深圳，收入是我在上海复旦的三倍。
经济观察报：您一直在研究深圳的产业经济，能否简单回顾一下，深圳的产业从外向经济到开放经济，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跳跃？
魏达志：80年代我来到深圳时，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家电产品，因为当时还在短缺经济时代，国内的电视机和收录机奇缺，所以深圳的家电产品生产线上得很快，这些产品有很大的竞争力。从80年到90年代，我们用了十年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人民币解决一切问题，票证什么的统统都消失了。
90年代，深圳开始大规模生产电子元器件，除了消费类电子产品，还有种类繁多的投资类电子产品，这个规模上去之后，不知道配套支撑了多少科技企业的成长，深圳由此开始引领国内电子产业的发展，并开始冲击国际市场，崛起了华强北中国电子一条街。
从2000年开始，人们熟悉的BP机完全消失了，电脑、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离开了这些终端既无法工作也无法生活，深圳也在这个时期迎头赶上，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0年后，深圳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的成就可以说目不暇给，软件生产，基因组图，无人飞机，高端设备，机器人等等，这个时候，深圳已经是在参与瓜分全球市场。2020年的深圳，在高科技产业更要有所突破，现在我们面对的网、云、星、5G、智慧城市等，新的技术和产品更要层出不穷。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深圳被誉为中国的硅谷，您认为这里面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魏达志：深圳有很多特色，我认为最集中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创新，深圳的创新基于有非常好的市场基础，基于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形成强大的科研动力。
深圳市政府曾经概括过六个90%以上，就是说深圳90%以上的创新机构和平台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投入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人才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成果在企业，90%以上的创新企业是本土企业，还有90%以上的出口科技产品，是深圳的企业。深圳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来之不易，深圳在铸造一个科技创新的核心引擎，这是最核心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深圳产业不断升级，这个中间也是有过一些激烈的争论和波折，可以说引起了全中国的广泛的关注讨论。
魏达志：有的，最大的一次是1985年前后，那时我刚刚调到深圳不久，关于姓资姓社问题，就困扰着深圳，后来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嘛，埋头苦干就是最好的，平息了这样一场争论。
接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波动就是呙中校那次，《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引出了深圳发展方向的大讨论。那时正好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深圳很多优势没有了，中央收回去了，好像也不太关注深圳了，深圳要靠自己生长，那篇文章的出台，迎起了巨大反响，也算是一个大的思想波澜。但是深圳人很快就醒过来了！2000年以后，深圳的科技出现了新的场景、新的研究范畴，通过市场的作用来解决城市发展战略。
我觉得这要归功于1987年的时候，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文件，一批民营科技企业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例如华为。从那时起，深圳的房地产在制造城市，高科技在形成城市内核，一个城市就这么生长出来了。
现在深圳有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产业，五大未来产业，十大文化产业，九大传统优势产业，20年就这样轰轰烈烈走过来，这个中间应该说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的政策明显地少了，市场力量明显在蓬勃兴起，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形势一直往上走。
经济观察报：现在来看那次本世纪初的大讨论，应该说也是深圳蜕变的过程吧，从依靠特殊政策到依靠市场的力量，完成了一次飞跃。
经济观察报：就产业来说，深圳也出现过一次“腾笼换鸟”过程，现在怎么来看那次产业外迁。
魏达志：前面讲的是接近意识形态的变化。其中，富士康的外迁，华为在东莞建研发中心，也引起产业领域的震动。当时我是这样认为，就富士康来说，它的创新引擎不在这里，它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走了，只对深圳的就业有影响，对深圳的进出口量有影响，但它的税收很少，研发几乎没有，总的来说对深圳的贡献很少，影响不是很大。但富士康一走，城市空间腾出来了，很多企业就进去了。
对于当年华为的变动，也有记者来采访过我，我说华为在全球布置了几十家研发中心，你们都没有惊慌，为什么华为在隔壁城市布局，我们就惊慌了，大可不必嘛。华为作为全球性公司，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深圳不能提供有效空间。
当然，提到深圳和华为的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深圳是有失误的，就是只接受了华为的贡献，没有为华为提供非常好的服务，对华为是有亏欠的。
经济观察报：提到富士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记得，深圳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曾引发巨大的争议，例如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也曾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反思。
魏达志：我们讲，产业转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比如说上海的转型，当时国营的棉纺公司、毛纺公司大批倒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工人群体中也引发过很大的心理波动，但是上海顺利地走过来的。
深圳出现过的富士康事件，我觉得有很多原因。总体上说明深圳的社会环境还有欠缺，比如说没有对经济波动的衔接方案，没有对员工思想波动的心理引导，对年轻工人、独生子女的心理状态关怀不够。产业的波折引发人们的心理疾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说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发展得仍然不完备，为什么上海的纺织工人大批解雇，没有出现那么大问题。就是因为上海这座古老城市，他从近代以来，就拥有了丰富的包容能力，他有足够容纳能力，人们这条路走不通，还能找到其他路，这种包容能力使得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社会问题给深圳的城市建设带来了什么启示？
魏达志：深圳的社会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建设。深圳这座城市，作为大城市的多元性、容纳性还远远不够。从那之后，深圳一直在补上这个短板，我觉得现在有所好转，但抗风险能力依然不足。比如说，深圳吸纳了这么多人口，孩子的读书问题始终紧张，要获得一个中考的学位非常难；还有人们的医疗问题，一遇到大的手术全部是写转诊报告往广州转，这种城市配套一直没有跟上。
如今，特区第一代创业者都老了，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凸显出来了。这些基础的民生问题，始终在困扰深圳。所以我说深圳发展到现在，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抗风险能力依然不足，依然存在大量短板。这些突出的短板，如果深圳要成为先行示范区，全部都是要补上来的，不补上来，对国家就没有示范意义。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应该说中国的制造业格局在发生大的变化，珠三角形成了一波产业外迁的浪潮，例如外迁到东南亚，您这么看这个趋势？
魏达志：现在世界呈现的经济格局，这盘棋还是比较复杂。
我记得中国最好的一组数据，出现在2017年，令全球震惊。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9.55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是13.17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是67.36%，超过了美国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总量是4.34万亿美元，日本占中国的总量是多少呢？32.95%，也就是降到三分之一以下。
这个比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的强大已经逼近美国、震撼日本，必然出现奥巴马时期的环太平洋、环大西洋两大国际组织，必然出现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出现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挤压。
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守住底线。我们不怕要素型产业外迁。所谓要素型企业，就是追求要素价格的，哪里的水电便宜、人工便宜，那就会搬到哪里去。中国出现的大量要素型企业搬往越南、搬往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样的情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市场占有型企业没上去，要素型企业又跑了，那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不合适的。
那么，中国特别需要深圳这样的核心引擎城市，把创新的动能用几何级的倍数去获得成长空间，强化引领性和带动性，使中国出现更多的市场战略性企业、更多的跨国公司，用更好的产品去占领世界市场，占领了世界市场，就让越南成为我们的代工基地好了。
所以我说，现在很多代工企业迁到越南，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不能冲向另外一个引领世界的高端，这个才可怕。
经济观察报：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要素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升级，不是此消彼长、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人们会担忧。
魏达志：我理解这种担忧，突然间迁走这么多企业，让中国有点措手不及。这说明我们的战略储备还略显不够，需要有更多的战略思考，对城市进行更好的战略定位，我说深圳作为全球性的领先城市，标杆城市，定位其实很简单。
第一，我们要能够比肩全球最牛的中心城市，我敢跟你竞争，敢拿你作为参照物，敢超过你。
第二，深圳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前沿的城市，能不能迅速地通过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眺望科技文明，这个很重要。科技文明并不是抛弃制造业，而是要高端制造业、新型制造业、智能的制造业。
第三，深圳作为核心引擎城市，你的定位能不能引领周边城市的发展，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依然当不了龙头。
第四，深圳的城市发展模式，能不能支撑这个国家的兴起，这个太重要了。
我就想，深圳的城市定位不是开玩笑，不是说说而已，是意味着有什么样的定位，就要有什么样的要素向你这里聚集。如果城市定位是做某城市的后花园，那就让泥匠、瓦匠和花匠都来；如果是要做全球的科技创新城市，那就让全球的科学家都来这里来，科学家怎么才能来？当然要有具体的政策，要创造好的环境，这样才能实现科技文明。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现在的深圳依然处在关键期，可以说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如果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就面临着空心化的危险。
魏达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圳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深圳今年是40周年，要怎么纪念呢？我说深圳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只有酝酿向前的动能。
经济观察报：深圳不进则退，那您怎么评价深圳现在的改革氛围？或者说深圳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氛围？
魏达志：我觉得深圳还应该继续保持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劲头，不要被很多过了时的规章制度所约束，改革开放的步子应该更大一些，更快一些，现在约束还是多了一点儿。
我曾经给广东省政府写过一个报告，就是深圳由外向型经济迈向开放型经济，其中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向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整体建构和转型，不是说某一项政策，而是系统性地转型。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的政府进一步改革的过程，进一步开放的过程。
不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先行示范区，对深圳核心引擎的功能和作用的批示，其实都表明了一点，深圳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干些什么事情。
深圳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解决“敢闯”的问题，解决“谁来干”的问题。在深圳培育的市场经济主体，要从技术创新到技术发明，再到科学发现，实现这个整体性的飞跃。
现在我们说，到2025年，深圳要成为科技创新动能全球领先的城市；到2035年，要成为综合竞争力全球一流的城市；到本世纪中期，要成为全球性示范的城市；那朝着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主体？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主体？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主体？究竟谁来完成这样的使命担当。
我始终认为，“谁来干”的问题，是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深圳很多高档写字楼也有空置现象，我们仍然缺乏创新发展的主体，这是一个事关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命脉，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个论述，您觉得是基于深圳的问题导向，还是战略导向？
魏达志：不论是深圳的战略导向还是问题导向，抑或是目标导向，都要非常的清晰，我们才能尽量地少走弯路，直奔中国崛起这个大目标，实现深圳对国家的支撑作用、先行作用和示范作用。
深圳作为国家战略指引下的“先行示范区”，我们必须强化两大视角，一是全球视角，二是国家视角，离开了这样的两大视角，我们将会在深圳建设成为“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出现迷茫和困惑。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能停，我们依然要有特区人创业的情怀和冲劲，当美国关闭全球一体化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好的契机，问题和光明都在，机遇和挑战并存，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选择走一条新的路子，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我说，深圳经济特区走过了40年的辉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休息的时候，而是警醒我们的精神，昂扬我们的斗志，进行新一轮的突破、新一轮的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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